“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话确实有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心理因素远远超出重金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得到重金换不来的东西——时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科学抗癌无非就是给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但多数患者还是不能接受患病的事实，无形中背上了一个致命的心理包袱。其实完全不必这样，我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苏叔阳先生，今年6 7岁高龄，患癌症多年，但苏叔阳先生尊重科学，乐观面对疾病。两次肿瘤转移恶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畏缩，反而在治病之余完成了杰出的作品。正是他这种乐观对待疾病的态度，为自己换来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延长了生存的时间。
苏叔阳：用乐观和坚强守护一个梦想！
其实我平常不大愿意谈我自己的病情，一来勾起自己不大愉快的回忆——没有人越生病越高兴的；二来不愿意让别人跟着痛苦一一听别人讲痛苦也会不愉快的，幸灾乐祸者总是少数。今天我说说自己的体会，是希望对大家有点借鉴作用。
1994年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患有肾脏肿瘤，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参加了一个中央领导接待各方人士共度佳节的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CT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肾癌，可医生、家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最后需要转院治疗，到了实在瞒不住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我当时一下就懵了，那年我56岁。有10天的时间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一一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后来慢慢熬过了那段时间。
癌症初期，身体上并没感觉到十分痛苦，但是治疗过程却非常痛苦。做完手术后需要不停地做放疗，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我生活中一个必做的事情了。因为疾病是躲不开的，人不是得这种病就是得那种病，所以我慢慢接受了。还有就是我想得比较乐观。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黄泉路上无老少，6岁、26岁、46岁、56岁……多大岁数的人部有，赶上哪岁算哪岁，烦也没用。我活到56岁，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后门，二不靠偷奸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没有出卖过朋友，也没有欺负过弱小，心也坦然。毛主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听说是红烧肉，我尝过的好东西好像比他还多呢!他出过两回国，都是去莫斯科，我没去过莫斯科，可去的国家比他还多几个!他也会“老”，何况我这平凡的生命?这么想想，也就过去了。
后来我的肾癌出现了转移，转移到肺了。那是2000年过新年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晚会需要一个作家朗诵诗歌，他们选中了我。我在家排练节目时嗓子咳出了血，开始还以为是用嗓过度，后来才知道是癌症转移。不过那会儿我在思想上已经很积极了。准备开刀手术之前，医生们研究具体方案是当着我的面讨论的。一开始他们还用英语，后来干脆说汉语，商量到底应该怎么做，切口应该怎么切。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双方互信，共同商量怎么办才合适，这样彼此心里都有个底。我觉得病人有知情权，中国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癌症病人的描写，我感觉并不准确。
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位骨癌病人，大夫说他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了。他说他想在这宝贵的半年当中完成三件事，第一，他曾当过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他希望回去带领他的篮球队再拿一次冠军；第二，他希望去见一个朋友；第三，他想和妻子再做一次爱。也许我们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我很尊重他。影片中，他完成了他的三个愿望。事实上，我在得病期间的心态和这个人有些相似，我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我的两位主治大夫告诉我开完刀后多少天可以起来活动，我就遵守他说的时间进行调养，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两位医生，他们让我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明白的过程当中。
这次治疗期间，我的一位邻居老大姐给了我启发。她也得了重病，她说她是倒计时活着的，这个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个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我也想倒计时活着，每个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这样会有成就感，会觉得没有虚度年华。
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我每天都打针、吃药、做气功，日复一日，觉得生活特没意思，好像永远都是这些事情。今天吃药、打针、练气功是为了明天练气功、吃药、打针，这样的日子不如少而有质量的生活更有意思。8年后，我的癌细胞转移到左肺，我又做了左肺叶切除手术。术后我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作功课。我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该玩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仔细想想，病对应着不病，如同假恶丑对应着真善美。假如没有假恶丑，你就不知道真善美是什么样的；假如不生病，你就无法体会健康的宝贵。
我是在得病之后被选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头露面，有的人就说，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还这么辛苦干什么?其实他不理解我，我不是为了出风头，做这些事情是我对生活的爱的表现。一个生病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被病魔压制住。我有几个病友就是这样，其中一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就靠着墙哭，因为放疗期间，吃饭是很难受的。可我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我还给他说笑话，架着他去吃饭。后来我出院了，可他却没能出来。第二条路就是积极地对待。我有一位老同事叫王尧华，是东方医院大外科的主任。他自己得了肺癌，可他非常配合做化疗，心态很乐观。在化疗期间，他还依然在岗位上坚持工作。他说医生的职业道德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病，他应该做其他病人的榜样。
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如果得了病以后你能够正确对待它，那么在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儿就过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说句心理话，我现在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将近70岁的人。我觉得我还年轻，活得也挺健康。虽然我得了病，可我看得开——反正已经这样了，干脆把病当成生活中来了一个朋友，一起玩呗!我想我应该算是健康的病人吧。到现在为止，我做过两次大手术，切除了左肾和一半左肺叶，还做过几次放疗。这回是一次大剂量的放疗，把脾脏的肿瘤消除了。我的左胸背两条刀疤，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他们把两条母亲河的倩影留在我身上，所以我的生命很充实。这大约是我的孩子气吧。
我还有个体会，人需要有追求美好的好奇心与动力。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有童心，对很多新鲜事物感兴趣。我大约归于那种“没正形”的人。记得“文革”时，有人给我的评语是“没有老师的架子，也没有老师的样子”。
我属于“没样子刀的那种人。我当年曾在焊接车间“劳改”，机器隆隆，嘈杂之极，我就在噪音中放歌，唱我喜欢的《外国名歌200首》里的歌曲，反正别人听不见，看不见。我决不让“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我压得愁闷而死!“文革”时，有一次去厦门参加钓鱼宴，我在餐桌上和电影界同行谈天说笑，南腔北调，一位老首长严肃地问我， “你在家也这样吗?”我说， “我在家如果不这样，家里人会认为我病了。”看来，很多人比较喜欢严肃，不大喜欢活泼，不喜欢做自己爱做的事。我最爱写作，这是自己选定的职业，甘苦自知，但始终不悔。当然我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创作，比如我现在身体有毛病，如果写长篇小说会吃力一些，所以我也就不强求自己。
我最近出版的《中国读本》一书已经卖了1 200万册。这书是在我利用第一次手术和第二次手术之间的空隙完成的，第二次手术后又做了一些修改。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种诱惑。马上奔70岁的人了，可我总觉得生活中还到处充满了我想探知的事情。我愿意把我的年龄减去22岁。我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那一年已经40岁了，但当时感觉自己像进入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眼里看见的都是美丽的人与美好的事物。40岁的人了，想法竟然像一个18岁的孩子那么幼稚。40和18之间就相差了22年。所以，我今天的思想大约也就相当于40多岁人的水平，还在成长过程之中，更未到老年。
编后：苏教授的故事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如果人人都能保持苏教授这样的心态和理念，那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如果把健康元素按照百分比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父母占15％；环境占17％，其中社会环境占到10％，自然环境7％；接下去就是医生占8%；自己占60％。父母的15％和环境的17％是我们控制不了的，而剩下68％中的60%是个人因素，所以说，健康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自己豁达乐观，情绪稳定，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力量，那么你的力量将强大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人可以战胜细菌、病毒、癌症……但是战胜它有一个前提条件。人体的抵抗力分各种不同层次，由各个系统组成，它需要一个总指挥——心理，如果这个“总指挥”乐观向上，积极稳定，那么它就可以调动全身所有抵抗力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攻击力。如果心里没有信心，感到恐惧，那整个“指挥部”就崩溃了。这就和打仗一样，指挥部如果很坚定，那就能赢。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指挥部先乱了，一定会全军覆没的。很多人体格健壮、肌肉结实，但心理很脆弱，这样不行。我们必须明白，精神乐观、情绪稳定可以调动一个人全身各个系统的力量来对抗病魔。有人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吓死的，那是因为他的精神先垮了。
本来一个人看着没什么异常，一查出是肺癌，他可能一个月就完了。其实如果他不做这个检查，说不定还能活上三五年呢。查出有癌症后，他的精神就先不行了。咱们应该保持好精神，像苏教授那样，首先在战略上藐视它，咱自己不
害怕；战术上该治的治，该做气管镜就做，积极配合治疗。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自行车运动员，他患了睾丸癌，后来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又转移到脑部。这是晚期睾丸癌的症状，医生说他死亡的概率是99%，活的可能性小于1%。一般人听到医生这话会被彻底打垮的，可阿姆斯特朗对医生说:“没事，大夫您放心，我不怕。您不是说活的概率有1%吗?我就是那1%”。阿姆斯特朗的睾丸被切除后不断进行放疗，他奇迹般恢复了健康。而且他的自行车越练越好，他从全省冠军、全国冠军到世界冠军，获奖无数，曾连续七届获得环法自行车赛世界冠军。
还有一位26岁的法国姑娘患了子宫癌，切除子宫两个月后，癌细胞转移到卵巢，又赶紧把卵巢切除了，可几个月后竟又转移到结肠。她接连做了八次手术，满肚子都是刀疤。几个化疗疗程下来，姑娘的头发全掉光了。她吃不下东西，
吃了也会全吐出来。她骨瘦如柴，最后彻底绝望了。她觉得上帝对她不公平，自己这么年轻就得了癌症，还不如死了算了!她天天琢磨怎么个死法，是摸电门呢，还是吃安眠药?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来看她，惊讶地发现她好像变了个人，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她说我已经绝望了，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死得更快一些吗?朋友劝慰她说，你千万别死，生命非常珍贵，人生很有意义，你想一想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高兴吧。
姑娘想起了三年前她在海滨滑水、游泳。蓝天白云，微风徐徐，海鸥在海上飞翔，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那时候感觉最快乐。于是姑娘决定和她的朋友再去体验一下当时的感觉。可这时候她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一站起来就摔倒，这是因
为她卧床太久的缘故。为了体会三年前的幸福感受，她重新练走路，又接着练滑水。其间，她遇到一位同样身患癌症的小伙子，他们俩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越练越好。很长一段时间后，医院让她去复查。化验结果让医生大吃一惊，她的一切生理指标都正常了。两年后，这个姑娘获得了世界女子滑水冠军。
人如果有了精神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强大。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剑，一个是精神，归根到底，人类的精神力量会战胜剑的力量。在打仗上是这样，在癌症上也是这样。当然了，咱们还要相信科学。
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如果我们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并采取科学的方法，那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乐观主义者总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他有目标，愿意努力；而悲观主义者，总是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去
看待事物，这样的人没有目标，前途也是灰暗的。态度悲观的人容易得病，就算没得病的时候，他也是“健康的病人”。
对待疾病我们要乐观。如果能像苏老师这样，既来之，则乐之，我们的抵抗力会提高很多。如果疾病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抗拒，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对付它。比如说糖尿病，我把它当成一个玩意儿来琢磨，为什么会根
据你的生物钟节律而调节，这不挺好吗?如果总想着，我怎么那么倒霉?别人不得糖尿病，我却得了糖尿病。这样的话，糖尿病会更重。
相关链接：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介绍
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是由北京中北卫科癌症医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抗癌网协办的一个群体抗癌组织，创建于2003年1月，位于北京市安德路甲11号。中华中医药抗癌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北卫科癌症医学研究院院长刘文华任俱乐部秘书长，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田景福担任总顾问，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为俱乐部题词——团结友爱、奉行互助、崇尚科学、群体抗癌。
四年来，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以这一题词为宗旨，为许多癌症患者减轻了身心痛苦，帮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目标。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共为癌友捐助抗癌药品及现金多达200万元，被不少癌友誉为“癌症患者温馨的家”。
北京中北卫科癌症医学研究院的专家们在长期诊治癌症病人的过程中认识到，对于癌症的治疗，固然离不开良医好药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给予必要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并把这些内容融合为一具综合治疗链，使患者的器官之癌和心理之癌同时得到医治。
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环境优雅，设有供癌友们交流和开展各项活动的场所，配有供癌友们免费阅读的五千余册抗癌书籍。许多癌症病人最初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这里，但很快便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在这里，他们学习抗癌知识、交流抗癌体会、开展康复活动，特别是通过癌症医学专家的指导，使他们从活一天算一天的悲观情绪中解脱出来，增强了抗癌的信心，重享生活的阳光。
在五位领航人的带领下，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已拥有1500余名会员，许多癌友在来俱乐部之前，一直打不起精神来，生活没信心、没乐趣；来到俱乐部以后，环境变了，交流与沟通多了，他们的心理压力一下就减轻了许多。随着健康知识和抗癌知识的增加，他们的体力、精力和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对战胜癌魔的信心也大大增强。
北京癌友世界俱乐部领航人霍玉莲主任说：“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癌友们在这里重新勃发生命的活力，重新绽放生活的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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